场还在朝廷手中。朝廷通过控制盐场来控制食盐的源头，手里有货，还怕没钱？
顾佐大惊，“若是这样，朝廷只能课税，盐税所得会更加减少！”
顾佐确实要仔细思量，皇帝的这个想法他从未有过。
募兵制又需要大笔的银两。这些大笔的银两只能是继续压迫百姓来获得。于是局势越来越坏，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。
然而即便两淮、两浙盐引如此壅滞，但是赏赐的还是这些。
顾佐不敢完全否认这种现象，私盐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杜绝。
官僚？不错，他们不断的盘剥、贪污，也肥了自己的腰包。
顾佐不解，“臣斗胆，敢问陛下何为不同的支付方式？”
改革的难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可执行度。
弘治皇帝对待亲人也很好。从弘治五年起，他赐给歧王两淮余盐一万引、赐与益王两淮余盐一万引，弘治十二年赐泾王两淮余盐一万引、赐申王两淮盐一万引，以上这些费用是“助婚礼之费”。
这一套盐法的本质，是利用盐业的高收入来吸引商业力量完成本该属于政府的运输任务。
不过朱厚照对于官办盐业并不具有信心，事实上，自盐业专卖以来，私盐始终为历代盐业治理的痼疾。清朝的盐业制度算是好的，但是清朝末年私盐同样泛滥。
一旦出现这种局面，私盐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。因为这其中可以获利。只要获利就一定有人去做。
但在封建皇权下，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，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。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，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，可能有两百万引。
事实上，历朝历代的盐法都为了能够多课一点税，而搞得分外复杂。但越是复杂，其中的漏洞越是多，并且一旦坏掉以后就越发难改。
顾佐皱起眉头，询问道：“如此一来，食盐生产售卖全在商人手中。商人重利，有意抬高盐价，百姓岂不深受其害？”
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‘商屯’。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，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，直接获利，省去了后面再支盐、卖盐的流程。
其实这样做就有点像是大清的盐法。商人在皇权面前完全跪下，以取悦皇权为最高标准，而和官府媾和之后，贪墨银两、偷税漏税、贩卖私盐的问题也非常严重。
这本来也是没法杜绝的事，因为官盐当中有‘行政成本’，随着吏治的败坏，这个成本必定是越来越高。与此同时官员不是给自家生产食盐，质量做不好是一定的，所以价高质差，就是官盐的宿命。
主要做法就是官府出榜召商，写明纳粮的地点与所获得的盐引，这叫“开中”；
随后盐商根据这些条件，自报纳粮数量，并根据要求将这些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，换得仓钞，